，惩罚犯罪也并非唯一价值。
为了辩护制度的发展，惩罚犯罪的需要也可适度让步。
司法机关与律师同属法律职业，任何一个法律人都应该清楚地意识到，辩护律师与司法机关的目标是一致的，他们都是为了维护法律的尊严，辩护不仅是为保护无辜公民，也是为确保司法的公正。
例如著名法律学者何兵教授接受委托，成为「杭州保姆纵火案」被告人莫某的辩护人。
严格说来，何教授接受被告人莫某的委托，也许只具有符号的意义，并不能改变对莫某的定罪量刑。
但是，如果能够通过这个案件的审理充分保障被告方的辩护权，促进消防、物业等制度的革新，那么就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法律人要追逐的正义。
「二战」结束后，著名作家萧乾在采访远东国际法庭的审判时，很不理解为什么法庭居然允许律师为那些恶贯满盈的战犯进行辩护，直到自己被打成「右派」，他才恍然大悟。
哈佛大学教授德肖维茨说「一个国家是否有真正的自由，试金石之一是它对那些为有罪之人、为世人不耻之徒辩护的人的态度。
在大部分专制国家里，独立自主的辩护律师队伍是不存在的。
诚然，专制压迫肆虐无忌的明显标志之一就是政府开始迫害辩护律师。
」
法治社会需要律师，尤其需要律师为公众所厌恶之人提供辩护。
只有当越来越多的律师投身这一伟大事业时，法治中国的梦想才能成为现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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